“刺马案”最吊诡的,还不是案件本身,而是案件的查办。2
凶犯张文祥,就擒之后,由始至终,未曾动刑――这是极其不正常的。
摆到台面上的理由,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,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,犯此十恶不赦之案,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,打轻了,毫无用处;打重了,只怕瘐毙狱中――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,如是,上上下下,方方面面,可怎么交代的过去?嘿嘿,老兄也是晓得的,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!
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、江宁将军魁玉,都是这样一个主张。
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、营务处总办袁保庆,大不以为然,据理力争:既然“打轻了,毫无用处”,那么,不打,就更加没有用处了!凶犯狡悍,不用大刑,单靠软磨,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?
咳咳,凶犯愍不畏死,就算施以大刑,也未必管用啊……
不然!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,可是,枭,一眨眼的事情;凌迟虽苦,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,熬一熬就过去了。大刑不同!反复勘磨,凶犯再怎么狡悍,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!一副夹棍,三根横木,看似平平无奇,可是,多少英雄好汉,刑场之上,白刃加颈,意气自如,三木之下,却问什么,说什么!
咳咳,还是要慎重行事,熬刑不过,胡乱攀咬,如之奈何?
……
张之万和魁玉,反对动刑,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,较之孙衣言、袁保庆,毕竟“站得高、看得远”――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,可拿他怎么办啊?真到了那个时候,才叫“如之奈何”呢!
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“中央来人”――刑部尚书郑敦谨,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:回任两江的曾涤生。
另外,不晓得算不算巧合:郑敦谨是湘乡人――不但是湖南人,还是曾国藩的同乡。
“刺马案”一出来,慈禧和恭王,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――除了他,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。
曾国藩的回任两江,是一个明确的信号:朝廷向湘系屈服了。
从此之后,直至清帝逊位,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。
曾国藩既回任两江,并主持“刺马案”的审理,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,便无悬念了――最后,曾国藩、郑敦谨联名出奏,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,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,有激使然,乃行刺马新贻泄愤,云云。
最重要的一句,“实无主使别情。”
张文祥“比照谋反叛逆,凌迟处死,并摘心致祭”,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。
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,孙衣言、袁保庆愤然作色,坚决拒绝署名。
“刺马案”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,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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