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底层使劲儿生孩子，然后工资越发的低，要么去做工要么当契约奴。

　　如今，英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《济贫法》改革，但改革的方向，从经济学原理来看，仍旧是以“鼓励兼并、鼓励工场业、消灭小农、消灭小生产者”为方向。

　　反过来，大顺这边，实际上也在酝酿一场税法改革。

　　然而，以松江府准备试行的“十一税”国库地方分税改革来看，大顺的税法改革，实际上是一场“抑兼并”的改革。

　　通过明确的十一税，砍掉在自耕农、小农、小生产者身上的摊派、地方加派、徭役力役等。

　　这次改革砍的这一刀，实际上是砍在了士绅身上，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避摊派避力役的能力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之前每年全国至少大约一亿两的有形或者以劳役模式的税收，其中2500万的国税土地税，是按照土地均摊的；而剩下的7500万的地方税，实际上是全压在了自耕农、小农的身上的。

　　现在，理论上如果税法全国推广，则是将全国的总土地税收定在7000万两，国库依旧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万，剩下的4500万归地方。但，这7000万两的总税额，是均摊在全国土地上的。

　　这就使得自耕农不容易破产、小农经济更加稳固、男耕女织的模式更加持久，且更能抵御冲击和天灾。

　　两种税法改革的区别，也就是英国和大顺之间的最大区别的一个体现。

　　大顺无论哪个皇帝，至少在出发点上，绝对不敢实行“鼓励兼并”、“鼓励小农破产”的政策。

　　当然，执行下去变成什么样，那又另说。

　　刘钰和法扎克莱说，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运动，也不是完全瞎说。毕竟，陈胜吴广是与人“佣耕”而不是“佃耕”，没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，都是私有土地的话，怎么圈？当年先秦村社的公地，又归谁了呢？

　　只不过，可以理解为，农业技术进步飞快但工业技术没达标，最终这一步走完，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却又不足以让城市和工厂容纳那么多人，但农业技术却早已达到欧洲16世纪的水平，于是最终搞出的租佃制和小农经济。也促使讲仁义的儒家魔改，以及复井田在汉朝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就成为一种反动了。

　　应该说，要是英国圈地运动继续进行，却又没有美洲泄压和工业进步，人口继续暴增，早晚也得走到小农加租佃这一步。

　　这是一种妥协，给底层的巨量人口一条差不多恰恰饿不死的活路，否则就是你死我活。英国砍完国王脑袋那段期间的掘土派运动，已经有这个趋势了。

　　刘钰讲这其中的区别，其实就是想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，给英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，以及让英国政府更加“了解”中国。

　　甚至，似乎像是一种委婉的示好。只不过似乎碍于法国的存在，不好说的太明确。

　　这可以称之为“鸦片惩罚外交”。

　　所谓，烈火烹油、繁花似锦之下，危机就在眼前。

　　大顺正在上一个巨型的、耗费几千万两的治淮工程；大顺要考虑国内改革，要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；大顺的武装中立是绝对真心的武装中立，因为大顺在解决掉国内危机之前，无余力继续扩张。

　　当然，他不能说的这么直白，所以他要提航海钟问题——以让英国顺理成章地做出判断：大顺下南洋的目的，是为了获得移民区解决国内土地问题、是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陆移民的跳板。

　　鉴于赤道无风带的存在，必须要借助洋流，这就需要借助东太平洋的岛屿，搞三角跳。

　　而太平洋茫茫，岛屿狭小，没有大陆，缺乏航海钟找不准经度，就没法三角跳。

　　这玩意儿，岛屿不是美洲大陆，甭管经度，航就是了，总能到。

　　岛屿稍微偏离点纬度，又不知道经度，说不定一场风暴就特么飘到美洲去了，没法三角跳。

　　刘钰当然就是在扯淡，他对南半球移民的事，寄托在将来的“大顺版的、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”上，但这个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面前却扯的很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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